玛丽-埃莱娜·拉丰（Marie-Hélène Lafon，1962—）出生和成长于法国中南部康塔尔（Cantal）省的一个闭塞山区，18岁时到巴黎索邦大学读书，在获得巴黎七大文学博士学位并考取教师资格证后，一直在高中担任语文教师。拉丰34岁时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共发表近二十部作品，其中，《故事书》（Histoires，布歇·夏思泰乐出版社）获2016年龚古尔短篇小说奖，《儿子的故事》获2020年雷诺多文学奖。

拉丰的作品多以乡村世界的没落为主题。她说：“我的书来自故乡……来自桑图尔山谷这个世界的角落……来自被遗弃、被搜刮殆尽的那个地区……来自无法去往别处只能留守下来的人们……”这一点在拉丰的《故事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集子中19个短篇里的人物，都与乡村和土地有着紧密的关联。他们是乡村没落的见证者，是风俗习惯的博物馆，是记忆的储藏室，却又都是“寡言者”（les taiseux），拉丰希望能用文字为他们赋形和代言，将涌动在那沉默之下的丰沛而深沉的情感表达出来。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拉丰说：“总有文本在我的内心深处、在皮肤之下、血肉之中、眼球后面沸腾和骚动……文本的浇铸和字词的融合……在我生命的中心或曰‘震中’完成。”这种将整个身心完全代入文字中的写作态度似乎赋予了拉丰超常的洞察力和感知力，让她能够抵达人物“身心灵”的深处，并用细碎、具象而精准的摹写将他们的行为和感受呈现，在不动声色之中传达出令人扼腕的人生苦痛。在此，我们从《故事书》中选出三位各具特色的“寡言者”介绍给大家。

开篇故事《阿尔丰斯》（Alphonse）讲的是在本能之“力”与“利”至上、冷漠又冷硬的乡村社会里，一位天性柔弱、性灵比本能发达得多的男孩阿尔丰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存和爱情；《擅长激情》（Bon en émotion）的故事会让人慨叹在“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间急起骤落的“激情”的魔力：主人公莫带女友马丽娅回到家乡，热切地希望带她走进自己最珍视的童年回忆，然而后者处处无法与他同频共振的表现让莫产生了巨大的愤怒，“擅长激情”的他在“激情”的引领下，走向万丈“深渊”……《桑图尔家》（La Maison Santoire）是一位骄傲、顽固、内心戏极其丰富的“寡言者”——桑图尔老爹——的独白：为了防止镇政府将自己请入养老院，老爹刻意将自己的生活打理成符合“可以不进养老院”的标准……在他对周遭人事偏颇的观点和偏执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对老年人群缺乏真正理解和尊重的“照顾”以及当今越来越流于表面的、模式化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为了呈现拉丰创作的全貌，我们同时译出了收入同一短篇集中的创作谈——《故事——源头的故事与写字台上的故事》（Histoires: Aux sources et à l’établi）。女作家在文中讲述了写作如何进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她如何理解写作，她的作品如何遵循“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理念，在长短篇之间实现有机转化。

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1839—1908）出生于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曾任巴西文学院首任院长。他被誉为“巴西现代文学之父”，一生创作颇丰，出版有十部长篇小说，二百余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诗歌和戏剧作品，备受斯蒂芬·茨威格、苏珊·桑塔格、艾伦·金斯堡、菲利普·罗斯、卡洛斯·富恩特斯等重要作家的推崇。

马查多年少时便展露出惊人的文学天赋，16岁发表处女作长诗《她》，此后长期为多家报社撰稿。187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复活》，这是他浪漫主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1880年，马查多出版了《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这部作品标志着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此后，马查多的作品日臻成熟，创作焦点也从爱情转向人性与社会。如他本人所言，“我对自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人”。在亲历了巴西社会的动荡变革（包括1888年废除奴隶制和1889年共和国建立）之后，马查多的作品开始以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为主要背景，不仅从宏观层面展现了阶级矛盾、父权体系和奴隶制造成的社会撕裂、种族对立等问题，更通过对具体人物和细节的刻画，展现出当时巴西社会的普遍状态和面貌。

本组小说选的五篇作品写于1880年至1884年间，均为马查多现实主义阶段的作品，选自《马查多·德·阿西斯短篇小说全集》（Todos os Contos de Machado de Assis，Nova Fronteira出版社，2019）。《终章》（U＇ltimo capítulo）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回顾了主人公作为“大衰人”的悲剧一生——渴望幸福却遭到世界上种种恶意的摆布，在时代的裹挟中深陷痛苦，无法自拔。最终主人公选择割断与尘世的一切联系，从窗台一跃而下，投入永恒的怀抱。《重生记》（A Segunda Vida）在某种意义上与《终章》形成了对照，主人公死后复生，拥有了第二次人生，却“受缚于虚幻又陈旧的阅历”，跌入失智的深渊。原来，人的一生哪怕过得再艰难，初次的生命体验也远比带着所谓的“阅历”束手束脚地重活一次更加丰富和幸福。《借钱》（O Empréstimo）讲述了在一小时内发生的一场跌宕起伏的博弈——借贷双方一边是富得流油却如铁公鸡般吝啬的公证员，另一边是靠施舍为生却活得像个将军的流浪汉——辛辣地讽刺了里约热内卢社会上那些游手好闲、骗吃骗喝的“乞丐将军”。《保拉姑妈》（D. Paula）主要借助对话的形式细腻地描摹了姑妈和侄女两代人在各自婚内出轨经历中的心理活动。姑侄二人都曾身陷道德与激情的冲突中心，挣扎于人性的弱点。姑妈在侄女对自己情事的讲述中重温了曾经的心神荡漾，最终也随着侄女这段韵事的落幕而重归平静的日常生活。《和尚的秘密》（O Segredo de Bonzo）假托葡萄牙著名探险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之笔，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6世纪日本的离奇故事。平托的《远游记》素来因夸张乃至杜撰的记述受人诟病，马查多特意将《和尚的秘密》设定为《远游记》中未曾发表的一章，或许也在暗示平托杜撰史实的技巧正是师从这位“虚玄”和尚。由此，作家极富先见之明地讽刺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学术界和新闻业存在的现象，即表象与实质、人设与真我、能指与所指的错位。

马查多曾在文论中指出：“作家首先应该具备一种内在的情感；这种内在情感使得他虽然归属于自己的时代与国家，却可以处理属于遥远时代和空间的题材。”正是这样贯通地域和时代的“内在情感”让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能够坐在19世纪的废墟之上，直抵21世纪人心的每一处微小缝隙。在当下急速变迁的时代，人性正受到空前的挑战，人类的精神世界更是无时无刻不受到各式各样的冲击。置身其中的我们，或许更能与马查多笔下人物的愿望、热情、脆弱和痛苦相共情。

美国学者理查德·格鲁辛在其主编的文集《非人类转向》（2015）中指出：“人类总是与非人类一同演化，共同存在或协同合作，人类的特征恰恰在于其与非人类难以区分。”人与非人（如机器、人造人、动植物、自然环境等）这种共生互融的关系颇受去本质化、去中心化的文学想象青睐，尤其在人文社科界迎来“非人类转向”的当下。不过，当文学创作者抱着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旨审视这种关系时，终究免不了要回归人类自身。也就是说，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非人类主体或存在时，归根结底，是以其为鉴来观照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反映人性的复杂面貌，揭示人心的晦暗角落，探察人类意识的可能性。本期的话题专辑为各位读者朋友带来一组以人与非人关系为主题，借此思考人心、人性、人伦的作品。

美国作家迈克尔·拜厄斯的科幻小说《手足之争》虚构了未来社会里三种不同形态的人类。其中之一是传统认知里的自然人，靠植入体内的设备实现远程心灵感应（就像脑袋里装有心灵感应版的脸书或推特）。另外两种是仿生的非人，即身体和意识都可以自主生长、与真人难以区分的合成人，没有独立的高级意识、全由可能出错的预设程序驱动的超人。标题“手足之争”不只是形容梅丽莎与马特这对异态兄妹相爱相杀的关系，而是泛指自然人与其发明的仿生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作者顺着合成人梅丽莎的主体意识觉醒这一主线，以陌生化的设定和手法来表现常见于如今社会的诸多问题：被普遍视为异类的个体如何融入这个社会？“非常态”的属性或行为方式如何受到“常态”压制或排斥？父母应给予孩子多大的自主空间？不加引导的自由意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技术如何主宰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并将其“常态化”？

《手足之争》中只是作为社交网络的虚拟系统，在俄罗斯作家格尔曼·卡纳别耶夫笔下，成为凌驾于物理世界之上、可以操控经济秩序和人类思想活动的元宇宙。这个强大系统借助强行植入人脑的模块而把控所有自然人的生活，自然人沦为系统暴政的牺牲品，几乎异化为非人的存在。卡纳别耶夫的小说《一周》记述了主人公安德烈耶夫从被系统剥夺各项人权，到无法忍受系统的监控而自杀，继而无奈复活的七日生活。作者通过想象未来数字技术带给人类的极端处境来重申关于幸福的真理：“幸福源于自由”，即选择的自由，包括选择生死，选择如何生活；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没有真实而幸福的人生体验。

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微型小说《每当我晚上感到很累的时候》向我们展现了自然人与其克隆体的心灵相会。在这篇心理寓言所设想的未来世界里，克隆人可以当作“安慰奶嘴”来订制，用于治疗抑郁症患者。从叙述者的自白可以推断，沉睡中的克隆人凭借其与本体的相似性，能为抑郁症患者提供疏导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的阀口，成为一个滤除了敌意和恶意的熟悉世界的样本。这正是研究机构要求病人尽量在生理特征上与其“镜像”保持同步变化的原因。这篇作品与其说是在提醒我们克隆人医用的伦理风险，倒不如说是在借此科技产物隐射现代人无法疗愈的孤独感、无法逃脱的心理困境。

除了目前尚处于假想阶段的人造人外，动物也是非人类这个庞大家族的一员，是一面可供人类返观自鉴的明镜。美国作家里夫卡·加尔琴的小说《我如何成为了一名兽医》讲述了一名兽医在与动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悟自己在世间的位置，思考如何履行人生责任、处理人际关系的故事。将整篇小说里众多回忆闪现、感悟和小插曲连接起来的线索是宠物狗跳桥自杀之谜。“我”最后在桥底下的泥地里成功破案，意识到狗儿跌落桥下受伤，虽然遗憾，却是值得一犯的“源自真心的错误”。由此“我”感叹道，每个人活在世间，都得“制定自己的规矩，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也是“我”对自己遭到客户差评险些被解聘的境况的回应。在解开自杀疑云之际，“我”发现自己正是在此刻“成为一名真正的兽医”；考虑到破案现场是有水的岸边，这番声明无疑是“我”再度被洗礼为兽医的誓词。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下，小说前面多次“出场”的再洗礼派终于在此为主人公举行了一场低调而真诚的仪式。

与《我如何成为了一名兽医》不同，澳大利亚作家瑟立文·达维的小说《海豚魂》是一篇将人类意识移入动物视角所展开的虚构叙事。在其所属的文集《只有动物》里，达维假借动物亡魂之口，讲述了十只丧生于人类战争的动物（皆有其现实原型）的生平故事，再现了人类征服和操控其他生灵的种种社会文化实践，批判了他们麻木不仁、唯己至上的心态。其中，《海豚魂》以动物自传的形式揭露了美国海军训练海豚执行军事任务的内幕。作者勾画出作为叙述者的海豚与美国女诗人普拉斯的相似之处：二者皆是女性，皆曾为人母；相比将动物性当作修辞工具使用的男作家（以泰德·休斯为代表）而言，女作家（以普拉斯为代表）的感受和意识更接近动物的生命体验。就这样，达维在人类军事牢笼中的动物处境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困境之间悄悄划上了等号。

包括动物、植物、地貌在内的整个自然界对人类精神健康和思想的生成究竟有何意义？英国作家丽贝卡·达马什的哲思散文《泛灵论》以试探的语气和惊叹的口吻继续追问这个古老问题。作者从已有的思想资源和个人的精神体验出发，借助想象的翅膀，盘旋于人类心灵与那个庞大、神秘且冷漠的意识网络之间，寻找着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美国诗人艾达·利蒙在诗集《负伤的族类》中同样谈及自然生灵草木对人类心灵的疗愈和启示效果。《给我吧》中沉浸于“水汪汪的啃咬”之乐的旱獭，《亲密》中保持“深深的/疏离感”、凸显人类的他者属性的马匹，《火灾救援》中“一半已经僵死”“一半朝向明亮的天空活着”的树木，无不在安抚着叙说者那焦灼、焦躁、焦虑的神经系统。叙说者还代表所有人类，为了“世世代代的劫掠与消亡”，向自己首次钓出湖面的大鱼致以深深的歉意。毕竟，对生态系统的无度索取和伤害终将转为反噬的力量，侵蚀人类的精神肌理和灵魂底片。

在美国作家梅根·奥吉布林的文章《形象》开篇处，非人类是以智能机器狗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宠物玩具开启了作者关于动物、机器、人类和上帝关系的推想。受万物有灵论和拟人化直觉支配，人类将自身形象投射到外部世界，以自身理性为参照创造了上帝形象，也因此将自己与动物和机器区别开来。但随着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影响日盛，理性或灵魂逐渐从人的本质属性中退场，人类“唯剩一具由齿轮和杠杆组成的空壳”。这个机械形象同样被迁移到20世纪计算机科学理论的发展中，而后者反过来以心灵的计算理论以及随后形成的计算机隐喻强化了人是机器的观念。奥吉布林的论说提醒我们，人类依照自身形象所模拟的“镜像”有可能使主体深陷思维的牢笼而不自知。

阿雷利斯·乌里韦（Arelis Uribe，1987—），智利作家，拉美中生代女性作家中尤为活跃的一位，处女作《吠犬》（Quiltras，破碎女性之书出版社，2016）一举获得智利文化部颁发的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奖，并被《纽约时报》列入该年度最佳拉美图书榜单，2017年获智利文化艺术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

《陌生的城市》（Ciudad desconocida）选自《吠犬》，讲述了一对表姐妹从亲密无间到心生隔阂再到修复关系的成长故事，展现了家庭内部复杂的关系与互动。同时，小说在细节设计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深入解读的空间。例如，在异乡的陌生城市，这对姐妹有了吐露秘密重修于好的机会，就在那个晚上，她们听到别人提起切·格瓦拉。这个情节巧妙地暗示出“我”的家庭故事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可以视为对拉丁美洲历史与现实的隐喻：这些国家地理位置比邻，语言相通，拥有相似的被殖民史，在后殖民时代相继遭遇军政府执政、美国的资本侵略等发展困境，它们血脉相连、密不可分又争端不断，像一个无法完全割裂又矛盾不断的大家族；而切·格瓦拉毕生信仰并为之奋斗的理想正是在普世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建立求同存异的拉丁美洲共同体，恰如小说末尾这对彼此倾诉、理解、相拥的姐妹。

费尔南多·岩崎（Fernando Iwasaki，1961—），秘鲁小说家，有日本、厄瓜多尔和意大利血统，现居西班牙塞维利亚，已出版两部长篇小说和七本短篇小说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被公认为同时代最优秀的西班牙语短篇小说作家之一。《赌棍的纸牌》（Los naipes del tahur）写于2000年夏天，收录于200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非正式奇迹》（Un milagro informal，阿尔法瓜拉出版社）。该篇以博尔赫斯自述曾经写就又销毁的书稿为灵感，演绎出一个名家失落手稿再现江湖的奇谭故事。

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1933—），美国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父母为中小学教师。大学期间主修化学专业，本科毕业后转向文学研究，师从佩里·米勒、约翰·凯莱赫、艾·阿·瑞恰慈等知名学者。1960年从哈佛大学取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学府任职，1984年开始在哈佛大学英语系任教。著有《看不见的倾听者》《叶芝的幻象及其后期戏剧》《花朵与漩涡》《乔治·赫伯特的诗歌》《打破风格》《海洋、飞鸟和学者》等诗评文集。文德勒看重诗歌稿本的生成轨迹，结合诗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心态，对作品展开从语言风格到形式要素再到总体结构的细密分析，着力挖掘作品背后的思想机制和道德意图。她立足于个人深厚的学术修养，讲求文本证据，细读扎实敏锐，行文深入浅出，广受普通读者喜爱。

文德勒的文章《“最亲爱的丽兹”：一段文学婚姻的终结》（“Dearest Lizzie”: the End of a Literary Marriage）载于《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2020年第2期，是作者为美国学者萨斯基娅·汉密尔顿责编的新书《海豚信》（2019）和《海豚（两个版本）》（2019）所撰写的评论。文德勒不仅介绍了《海豚信》成书的始末、涉及的话题、引起的纠纷、写作特点等，还从两个版本的诗集《海豚》中举例说明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如何将平庸的写实之作提炼为艺术价值可圈可点的作品。从该文可以领略文德勒的批评艺术和文笔的某些特点，但全文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其核心话题：《海豚信》和《海豚（两个版本）》所涉及的两位文人的婚姻关系（也许是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段婚姻关系）。文德勒依托书信集里的材料，向我们展示了作为受害者的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如何积极走出婚姻生活的废墟，处理好家庭破裂后的人情纠葛，并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她在此过程中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所展现的人生智慧值得书写和肯定。哈德威克的随笔即将于明年刊出，敬请期待。

斯坦利·摩斯（Stanley Moss, 1925—）是美国纽约诗坛耆宿，现已98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他曾在多家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供职，于1977年独力创办非营利的绵羊草地出版社，专事出版诗歌和美文作品。也许由是之故，他与许多国内国际诗人过从甚密，交情甚笃。此处选译的他近年所作多为与其诗人朋友间的应酬之作或有关回忆之作，可见诗人作品之外的生活点滴。仅仅作为第一手的文学史料，这样的作品也弥足珍贵。以下诗作译自诗集《第五幕第一场》（Act V, Scene I,七故事出版社，2020）、《还没有》（Not Yet,七故事出版社，2021）、《永远永远之乡》（Always Alwaysland,七故事出版社，2022）和《我的浪荡人生》（My Sporting Life,绵羊草地出版社，2022）。

思不群，原名周国红，男，1979年生，安徽望江人。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居苏州。主要从事诗歌写作，兼事文学评论、小说和散文创作。作品发表于《世界文学》《人民文学》《钟山》《作家》《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选刊》等，著有诗集《分身术》、文论集《左手的修辞》，编著有《苏州作家研究·车前子卷》（合编）。曾获“长江杯”江苏文学评论奖、苏州市文艺评论“金圣叹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