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考古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何以保持连续性
方志远 汪红亮（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开放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罗文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个结合”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龚 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殷墟第四期铜器墓所见商王朝衰落
李宏飞（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南宋义役制度的产生及流变
张 恒（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清代蒙古文史著对“传国玉玺”的书写
惠 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
民国时期孔子嫡裔的“废封改任”
吴佩林（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贾思京 刘岳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从东帝汶危机看美国霸权
高艳杰（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洋研究院教授）
北魏庙制问题再探
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杨 领 马瑞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安史之乱中州郡改易问题
张达志（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编者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号令，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本刊编辑部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展开阐释，以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更多史学的智慧和力量。殷墟第四期铜器墓所见商王朝衰落
李宏飞
摘 要：安阳殷墟遗址的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直至最末阶段，仍维持严密的社会等级架构，高级贵族始终随葬成套优质铜明器，但也出现一些变化，即殷墟第三期仅有小贵族随葬劣质铜明器，而第四期中小贵族墓葬中则普遍存在劣质铜明器和仿铜陶礼器，且这一现象并未在西周殷遗贵族墓葬中得到延续。可见，殷墟第四期中小贵族墓葬随葬器物的变化，是商代晚期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出中小贵族的衰落及其与高级贵族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增大，是商王朝衰落的内在表现之一。南宋义役制度的产生及流变
张 恒
摘 要：由于朝廷役法制度反复调整，南宋地方州县推行役法混乱无序。绍兴十二年，浙东路婺州金华县开始出现民众自发组织并依据文书确定轮派役次的义役制度。役首、役田与义役规约构成南宋义役制度基本组织架构。役首是义役制度决策核心，役田为制度运行提供经济保障，义役规约对组织成员发挥约束和规范作用。南宋义役主要在两浙路处州、婺州及其附近区域推行。处州义役是南宋义役制度运行的缩影，平江府常熟县是考察南宋义役与经界关系的典例。元代助役法及明代以赋役黄册编排里甲差役的方式，均是对南宋义役制度的继承发展。清代蒙古文史著对“传国玉玺”的书写
惠 男
摘 要：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传国玉玺”，对蒙古人而言具有政权更迭的象征意义。清代满蒙文档案，以及《蒙古源流》《金轮千辐》《水晶鉴》等十余部成书于17—19世纪的蒙古文史著中有关皇太极获玺事件的记述表明，在清廷无意以“传国玉玺”促成蒙古诸部承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文人对“传国玉玺”史事的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清初蒙古文人集体回避了与“传国玉玺”有关的话题；而随着对清朝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增强，清中后期的蒙古文人则逐渐站在清朝的立场讲述“传国玉玺”故事，并基于个体经验差异，对玉玺来历、性质以及皇太极获得玉玺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样化诠释。民国时期孔子嫡裔的“废封改任”
吴佩林
摘 要：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保留孔子嫡裔“衍圣公”世爵，试图借助儒家符号提升自身统治合法性。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衍圣公名号因其封建属性引发新旧势力对垒与颉颃，其后在国民党实权派的干预下得以暂存。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以改衍圣公名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方式，将孔子嫡裔纳入现行政治体制。孔子嫡裔名号由爵位向职官的演变，既是民族危机与时局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采用调和手段收拾人心的政治行为，其利用圣裔象征的政治意图甚于阐扬儒家文化本身。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贾思京 刘岳兵
摘 要：《明治宪法》的颁布将明治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基本框架。天皇宗教权威是通过重申“天照大神—天皇”结构，使天皇“神圣”化以及“神圣天皇统治”共识化而形成的，是官方宗教政策与社会尊皇倾向相互“匹配”的结果。明治政府主导的祭政一致、祭教分离体制，明确“天照大神—天皇”传承是天皇统治神话的核心内容。“神圣天皇统治”的政治神话以“国体”形式落实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之中，推动了“神圣”天皇共识化。近代日本存在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从东帝汶危机看美国霸权
高艳杰
摘 要：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以受邀协助平叛为由全面入侵东帝汶，并在次年将其并入版图。由于利益攸关的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都倾向于东帝汶并入印尼，美国的立场成为苏哈托政府最大顾虑和关键影响因素。从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地缘政治看，美国政府在实施海外战略收缩后，急需印尼在东南亚扮演区域秩序主导者角色，此种角色是其亚太盟友和东南亚本土同盟无法替代的。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区域秩序上对印尼的过度依赖，导致其对苏哈托政府侵略行径的纵容达到极致。苏哈托政府吞并东帝汶最终成为冷战后期被“默许”的公然侵略，而福特政府的应对政策折射出该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严重衰退以及美国霸权的实质。
北魏庙制问题再探
牛敬飞
摘 要：北魏开国时道武帝所立平城太庙，参照以郑学为底色的曹魏景初礼，始祖神元帝并未入庙，平文帝长期为太庙之主。但道武帝因神元帝崇拜而相对轻视太庙之祀。据《祀堂令》，北魏太庙格局以“太祖”为中心、东昭西穆，采用近似王肃之学的六世而迁规则。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以道武帝为新“太祖”，又以之配祀圆丘，此举摆脱了郑学“禘祀之配不入庙”理念，可视作北朝在实践郑学郊丘分立上的新发展。孝文帝还模仿汉制，以道武、太武二帝为二祧庙。北魏太庙的发展是在汉魏经学与前朝故事之间依违而行。北魏前期的太庙与宫中庙、东庙也不能被简单视作是汉礼与鲜卑旧俗的对立。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杨 领 马瑞映
摘 要：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