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新旧问题交织之际，政府仍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主体，其出台政策协同情况如何事关治理成效。论文整理筛选了1994-2022年间国家层面颁布的313条互联网政策，从“政策力度、措施、目标”三个方面对我国互联网治理的政策协同情况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政策的数量、总效力、总力度呈上升趋势，政策类型结构有待完善；多元主体以短期临时性协同为主，联合颁布政策日益增多，主体间协作机制尚需进一步健全；政策措施从单一向多元化转变，整体协同度有所提高，措施之间协同度参差不齐；政策目标协同局部性短期性特点明显，长期来看目标之间协同度有待提高。最后，基于政策协同角度为健全综合治理体系提出政策建议。

世界公民交往理念在历史层面表现为希腊化悖论、文明化悖论、精英化悖论，演绎出不断超越地方性边界同时又建构某种边界化世界的交往历史，构成跨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反思意义的问题。从希腊化时代到全球化时代，世界公民的交往世界一直是一个存有边界的世界，难以触及完整而多样的世界。世界公民只能用希腊化的方式、文明化的方式以及精英化的方式去想象世界公民所生存的世界以及交往状态，想象一个完美的自我。其“未思之处”在于：在理解他人之前首先得理解自己；边界与整体是相辅相成的，构成自我的有限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也构成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道德自我是不完满的，是在交往实践中发展的；世界公民的交往理念包含一种建构的交往理性，而非在交往关系中生成的演化的交往理性。

在传播研究“空间转向”的语境下，通过对社会批判理论和人文地理学中的空间媒介观念进行批判性审视，提出认识空间媒介的“第三重进路”；不同于将空间媒介简单地理解为空间的媒介性，或某种以固定的物质载体和位置讯息服务为基础的“软件”的主导观念，论文将空间媒介概念化为一种由物质基础设施和组织性条件构成的“媒介行为”，认为空间媒介本质上是在动态网络之中生成和展开的实践形态，它通过“生成性的中介”和“组织性的调适”两种运作机理持续塑造着人类的身体感知、会遇交往和空间实践，在流动的时空环境中调节着人与非人、物质与信息、主体与地景、远端与切近之间的关系，深刻形塑了生活世界的“传播地理”。这种实践面向的空间媒介论主张在“人类世”的处境之下重新思考媒介、地理环境与人的共存问题，以自反性的态度正视人的存在境况。

通过媒介渠道传播健康信息，引导公众采取传染病防护行为已成为共识，然而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针对传播渠道接触如何影响公众传染病防护行为，目前还较少相关实证研究。论文基于全国范围调查数据，分析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渠道接触对公众传染病防护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组织传播和网络传播渠道接触对公众传染病防护行为起着主导作用。不同传播渠道接触对传染病防护行为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组织传播接触不仅能够直接正向影响传染病防护行为，还通过感知易感性、感知障碍和感知益处对其产生间接影响；网络传播渠道接触通过感知障碍对传染病防护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渠道接触对传染病防护行为的作用显著性不够，人际传播渠道接触主要是受到感知障碍、感知益处的负向遮掩作用，大众传播渠道则是受到感知障碍的负向遮掩作用。因此，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在使用不同的传播渠道时，应注重健康信念不同维度的构建，以促进公众采取传染病防护行为。论文揭示了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不同传播渠道接触对传染病防护行为的作用机制差异，为决策者选择信息传播渠道干预公众传染病防护行为提供参考。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各类社会力量来到乡村开展工作，但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矛盾也随之凸显。可沟通性是传播学研究乡村多元主体关系和建设性化解主体矛盾的重要方式。基于参与式观察，关注关系的微观运行，该研究在实践层面建立了一个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关系的可沟通模式，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一个阐释性的中层概念“可沟通关系”，认为以沟通为方法，以关系为对象，在乡村重建多元主体的“可沟通关系”是化解乡村内部张力，建构未来乡村振兴新型支撑性主体的关键。

移动短视频作为新兴的媒介传播平台，在受到公众的不断追捧的同时，也承受着较大的社会争议。基于依恋理论及其拓展概念媒介依恋，该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和实证检验的混合方法。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在青少年移动短视频依恋的12项影响因素中，作为情感体验因素的情绪响应（愉悦度和唤醒度）和情境感知因素的社会临场感（心理参与、共在意识和亲密关系感知）是重要且未被讨论的因素。研究进而构建了社会临场感、情绪响应和青少年移动短视频依恋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社会临场感越强的青少年，他们的移动短视频依恋程度越高。此外，情绪响应在社会临场感和青少年移动短视频依恋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中介效应。

留美报人汪英宾是一位多重身份交叠的知识人，其新闻职业观的启蒙、养成、演变与实践经历了一个“多元互歧、互渗互竞”的复杂过程。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师承于新闻学家沃尔特·威廉博士（Dr. Walter Williams），逐步养成以报业为志业的新闻职业观。借助《申报》雄厚的职业平台，汪英宾积极改良广告业务，宣讲新闻职业观，践行新闻教育，但在职业生涯中却被诸多纠纷缠绕。面对现实政治的压力与中西新闻理念的冲突，他最终只能在现实中妥协。其职业身份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流动性既具有知识精英的独特个性，也代表着民国报人职业化的普遍状态。